池州市国税局  冯德利

一、清心直道品 纯正家风出

古城庐州，今之合肥，洗尽岁月铅华，还原于今人眼前的，是那古朴敦厚的城墙和平实厚重的文化遗存。包公，置身于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，宛如一缕古典的清风，抑或一曲悠扬的古调，款款而来。顺着纪录片《千年包公》的镜头，我得以识见那个叫作小包村的村落，感受到作为包公后人所秉持的自信和荣耀感。

关于包公，有着诸多妇孺皆知的故事与传说，在人们心里，他已不只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通公务员，即便是一名高官，也已褪尽其应有的平凡之色，而是集众多期盼与理想的化身，成了穿越千年的精神寄托。这，便是包公，百姓心中的一尊神灵。

世上的神，都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的。而对于包公这样神一般的人物，却有着与其后来种种传奇相呼应的成长基础，这就是家风。这是包公之所以成为包公所特有的家风传承。

好的家风，可锻造清风般的品格。现代人对于家风的认识可能有所弱化，但这种环境的影响是客观的，甚至于是决定性的。好的家风，不一定要求都是书香世家，但对于传统美德、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则是共通的，即便是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，也一定知道廉明乃为官之本、仁孝乃百善之先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《千年包公》呈现给我们的，是一个有着良好家风传承的青年才俊，从包拯自幼“挺然若成人，不为狎戏”的成长经历中不难看出，包公自觉修身、严于律己的品格由来已久。放眼当下，我们又该从中领悟到什么样的精神呢？

管窥见豹，一叶知秋。包公的青少年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非常明显，从他像个小大人似的拒赴富人宴即可略见一斑。那时，他寄住在一处僧舍，每天上学都要从一户富人家门前经过。或许是出于对包公勤学聪慧的喜爱，更或者是对青年学子的关心，富人发出邀请，宴请包公和一位李姓同学。这在一般人眼里，无疑是很受用的待遇，李同学就表现得很兴奋，乐滋滋地意欲相邀前行。但包公却不为所动，只是默默地写他的文章、看他的书。看那李同学一脸失望和不解，包公平静地说，我们今天发奋读书，就要想到他日考取功名做官之时，今天接受了富人宴请，他日为官乡里又怎么和他们打交道呢？

这种自小就表现出的成熟与谨廉之风，与他一贯所受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。包公的父亲包令仪就是一位政府官员，在包公很小时就告诫他，唯有勤奋读书才能报效国家，唯有做到忠孝廉才是治心之本、为官之道。如果说忠、廉之追求，体现了仕途上的人生目标，而对于孝，则完全局限于一家之隅。纵观包公的一生，孝的本色与对于忠、廉的追求一脉相承，他把对母亲的爱与尊重，和他日后为官时对百姓的关心厚爱融为了一体，视百姓为亲人，待百姓如父母。正是这种仁爱之心常存，才使他自觉做到清心、爱民、廉洁、忠义，才显得自然而然、发自内心，并能够一以贯之。

包公的孝行，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善待双亲，用今人标准而论，则是以牺牲巨大的政治生命为代价。母亲不愿随他去外地任职，他便毅然辞官，这一辞就是10年，欧阳修赞叹其“少有孝行，闻于乡里”。于今人的启迪作用在于，在家孝顺父母、品行端正，必然家风正、行为端，长此以往，必定有助于塑造清正廉明之政治品格。

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。”“清心”是对道德的要求，“直道”则是为官为政的哲学，包公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。将镜头前移，我们能够看到他受到父亲包令仪从政生涯的耳濡目染，从小就懂得报效国家的人生大义。往后，便是与恩师刘筠的相互支持与共勉。这些外在的因素，对于包公精神品格的形成至关重要，而其自身的人格魅力更是后人应该学习借鉴之处。

包公身已远去，而其精神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江淮大地乃至全国人民的心中。不只是他的故乡小包村的村民感到这份荣光，我们岂能不感同身受这份闪耀的历史文明呢？在感喟凭吊怀念尊崇等多种情感的交叉之中，我们享受到亘古不变的精神馈赠，那就是从千年之外拂面而来的一股清风，无时不涤荡着我们的心田。这股清风，便是出于纯正家风所造就的清心直道品格，其价值历久弥新。

 二、黑脸观正义 任法去私为

 谈中国文化，绕不开京戏；提京戏，必少不了包公。自幼就对唱戏不感兴趣，却总能从长辈们的言谈中听到关于包公的戏码。纪录片《千年包公》多次呈现戏曲中的包公形象，黑面，肃穆，额头必有标志性的月牙记。而历史中的真实包公则是一介白面书生。尽管“肖像满天下，讹传叹失真，刚方不在貌，冠玉自惊人”，包公在真实生活里，面貌和善，但这与他生性耿直、公正无私、执法如山的秉性并无冲突。话虽如此，而何以后人总是有意无意间经过艺术包装后，把他变成一个黑脸形象呢？

“开封有个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”，二十多前年，这句唱词红遍中国，到哪都能听到小孩或大人随口哼哼几句。这里的“包青天”就是包公，但又不是历史中的包公，而是汇聚了众多期盼与理想的精神之化身，成了后人理想中公平正义的代言人，已经由百姓的生活中逐渐被拨离开来，上升到超凡并具有无限能力的神明之身。这时，面貌不再只是生活的符号，不再无所谓，而必然按照百姓内心的意愿凝结而成。于是，“铁面”形象深深地在百姓心里扎下根来，“黑脸”则是最贴切的暗喻符号。

我们不必为了学习他的精神品格，而刻意去把脸蛋弄黑，重点是学习他的内在品格，学习他“在其位，谋其政”应然而然的职业操守。在他担任监察御史期间，身为言官，职位不高，但责任重大，仗义执言不可或缺。虽然言官有进谏进言之职责，但依然有很大的进退取舍余地，对于特别敏感的对象和现象，进言就意味着得罪人，甚至于得罪皇帝。放在今天，一定会被讥笑为不谙世故，不懂人情事理。诚然，处理工作关系非常复杂而微妙，不能一味地就工作而论工作，完全不顾及社会伦理、文化传统等因素，但包公之所以是包公，他的公而忘私、刚正不阿，是一般人学不来的。而这，正是我们应该从中有所启迪和思考之处。

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，在包公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。他被同僚冠以“包弹”的外号，可见其弹劾力度之大、频度之高，令不法者胆寒，让逾矩者心戚。可又为什么在人才鼎盛、君子满朝的宋仁宗时代，他能脱颖而出并安然无恙呢？任法去私使然也。因为“去私”，他才敢“七弹王逵”，为正义赢得最后胜利。因为“去私”，他才敢“唾面皇帝”，迫使皇亲国戚张尧佐黯然辞官而去。因为“去私”，他才得以临难受命，接手无人敢碰的“冷清案”，任其案情如何复杂，只因“去私”，他才能做到无视于皇权的高悬，才能做到冷静地断案。

“任法去私”当然是对执法者的要求，于现代意义而言，更是作为党员干部应当谨记和遵守的自我要求。然而身在社会环境下，不能无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等因素的存在，不能无视各种诱惑的干扰。诸如此等情形下，能否妥善处置“任法”与“情感”之间的冲突，能否正确把握“任法”与“利诱”之间的平衡，小细节将决定能否守得住初心。面对诱惑和干扰，内心必定起伏甚至于焦灼，或生疑，或愁闷，或迷茫，何以定心？唯有“任法”之理念和“去私”之品格，才能立于百变之中而不乱，才能拨开迷雾守真理。于此，包公堪称一面镜子，令后人敬仰，让我们敬佩。

在这样的镜子面前，可能有人不以为然，认为时过境迁，时代、环境、文化皆不同，何以遵照？然则非也，以历史为镜，固然不一定非得照搬模仿，但可以照见短长，相对之下，现代公职人员面对历史之镜，更应当保持虔敬之心。前面有着那么多的前车之鉴，我们又为何不有一点明鉴之觉呢？

包公是铁面无私的，同时也在一些人的脑海里留下不知变通、不谙世故的印象。当今社会，我们正步入法治时代，包公的“任法去私”正是当下最应当弘扬的为政之品。勿庸讳言，我们的法治道路还很漫长、曲折，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，弘扬包公精神，并以之为镜，是重塑精神动力。历史钩沉，沧桑巨变，而我们依然能够坦然面对这面历史之境，在无痕无迹之中，我们是否感受到了来自千年之外的精神洗礼呢？

 三、民本所归处 丰碑心中留

 包公是北宋仁宗年间的一名官员，且是好官、清官，不仅民间认为如此，而且史家亦持此种共识。但在广大百姓看来，包公不只是一个好官，他已经具备了神的品格，千百年来，形成了亦官亦神的形象，扎根在了人们心里。想那仁宗一朝，可谓群星灿烂，如欧阳修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苏轼、沈括、司马光等群臣，个个都是才华横溢，并在历史上留下光辉一页。而与包公相比，谁都又似乎无法与之比拟，因为谁都不能在百姓心里被供上神龛的尊位。

正是因为他把百姓放在心里，百姓才自然而然地把他供在了神龛上。时至今日，这种神一般的尊崇，在民间依然流传甚广。在杭州，一座不起眼的包公庙，香火连绵不绝，守庙人每天供奉的只是一杯清水，在她看来，只有清水才最符合包公的秉性，而这种清水般的官品、人品，不仅仅是百姓所期盼的，更是法治谨廉的社会治理体系所要求的。

回望过去，穿越千年去探究包公及其所处的年代，注定没有标准和唯一的答案，分别呈现于百姓口授心传和史书记载的，就是两个样子的包公。在百姓口口相传的包公故事里，一定蕴含着真实的包公形象，但这是不够的，真实历史中的包公固然是为民请命、以民为本的好官、清官，但还不足以表达百姓对于“包青天”的企盼之情。于是，被赋予神力的包公应运而生。

在百姓眼里，包公刚正不阿，公正廉明，更重要的是如神般的断案能力。或许是出于故事传播的需要，也或许是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理想追求，于是，一个“日断阳、夜断阴”的神被塑造出来。在那个年代，冤假错案一定少不了，百姓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寄希望一个能够明察秋毫的“青天大老爷”横空出世。这样的老爷不仅能断案，还要有爱民、亲民的情怀，要有刚正不阿的品性。这些，正好在包公的身上得到印证，于是，一些本来就没有的“故事”被后来的文学作品像“箭垛”似的归集到包公身上。

包公能够被百姓塑造成这样的“箭垛”并非偶然，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有的清廉、爱民的秉性使然。有了这种磁性般的基础，才使人们万千心愿归一处。“清廉”与“爱民”宛如一车之两轮，两者互为印证、互为因果，在真实历史中的包公身上，两者更是彰显无遗。

史书关于包公断案的记载并不多，并不像民间传说中，但凡关于包公的故事总离不开扑朔迷离的案情。实际上，包公并非神探，但他有一股子为民请命、亲民爱民、公正廉明的情怀。这样的情怀，古往今来都是百姓的期盼，也是当下为官执政的内在要求。而要做到这本该就有的，难，真的很难，无怪乎有诗云：“能吏寻常见，公廉第一难。”

因为难能，所以可贵。包公在其任上，留下了抛砚沉江的故事，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清廉品质可见一斑。在其任上多处留下的“包公井”遗存，足以见证包公关注民生、亲民爱民的典范。就像片中所述的那座石碑，曾任开封府长官的包公本应留名于此，却因为后来触摸其名的人太多，而被抹掉了姓名直至留下一处凹糟。这种下意识之中的触摸，就是民本所归之处的心愿所指，虽名不在碑上，却有口皆碑，其美名、品格和神韵，均已经深深刻在了百姓心中为其树立的历史丰碑上了。